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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为简直逆天了!继向苹果收取高额专利费后,华为又向三星宣战,在中美两国同时状告对方侵权。世界手机行业的两大霸主,接连被华为“踩踏”。

而仅仅三年前,华为还是苹果“鱼肉”的对象,3年被告了54次。五年前,华为手机还在为移动运营商“打工”,生产没有技术含量的定制机。

那个时候的智能手机领域,苹果、三星是高端市场的绝对霸主,国产手机只能止步于3000元价位。

也是在那一年,革命的火种在华为悄悄点燃。一个不服输的狮子座男人,决心以破釜沉舟之势,带领华为突破巨头们的重重包围。

这个人就是华为手机幕后的操盘手——华为终端CEO余承东。十年前,他带领华为,从欧洲人手中不断夺下通信大单,一举超越爱立信,成为世界第一;十年后,他又带领华为出征,一举甩掉低端定制机的标签,成功站稳高端市场,成为世界第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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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)征战欧洲

余承东从小就有一股不服输的精神。上小学时,有个小痞子经常到学校闹事,欺负同学,大家都不敢言语。有一次,余承东被惹毛了,从地上捡起一块砖头,往对方头上抡去,把对方的头砸破了。小痞子捂着流-血的头,鼠窜而去,再也没敢回来。

这种“玩命”的情结一直影响着余承东。当初华为征战欧洲时,遇到了很大困难。作为GSM、3G技术的发源地,欧洲市场上耸立着阿尔卡特、爱立信、西门子和诺基亚等巨头,他们是压在华为头顶的四座大山。

由于没什么名气,不少欧洲人把华为当成骗子公司,甚至有媒体预言:华为想开拓欧洲市场,必定会像当年偷袭珍珠港的山本五十六一样,死无葬身之地!面对质疑和嘲讽,华为选择隐忍。

等待机会期间,一家名为Telfort的荷兰运营商进入他们的视野。2003年,Telfort准备组建自己的3G网,却发现机房太小,只能容纳两台机柜。于是,他们找到诺基亚和爱立信,希望对方为自己生产一种小型机柜,但遭到两大巨头的拒绝。

华为了解到这一消息后,马上登门拜访,提出了分布式基站的解决方案:将核心功能留在室内,其他大部分功能甩到室外,像分体式空调那样。Telfort不太相信这种方案,但也没有其他选择,只好死马当活马医。岂料仅过了八个月,积淀已久的华为就交出了令对方满意的答卷。

经此一役,华为敲开了傲慢的欧洲市场。不久后,欧洲最大的营运商沃达丰也成为华为的客户,为华为开拓欧洲市场奠定下坚实基础。而分布式基站的发明人,正是余承东。

旗开得胜,对华为来讲,自然是一件高兴的事。但要想彻底征服欧洲,他们必须战胜横在面前的巨人——爱立信。为此,余承东提出,要建立一套跟爱立信完全不一样的架构,将GSM、UMT、SLT做在一块板上(即后来的华为第四代基站SingleRAN)。

这个想法遭到很多人的反对,因为这条路从来没有人走过,投入大,技术风险高,一旦失败,可能好多年翻不了身。余承东因此面临巨大的压力。

一次,他和营销负责人邵洋、产品管理负责人一块去爬深圳的梧桐山。

路上,他问邵洋,到底要不要做SingleRAN,邵洋说成本高,不该做。他转而问另一个人,得到的答案也是否定的。那一天,从山脚到山头,五个小时的山路,余承东打了十多个电话,征询同事的意见,几乎所有人都告诉他:不能做。

可余承东的狠劲儿上来了。爬山归来后,他立刻拍板:“TMD,必须做!不做就永远超不过爱立信。”

最终,他做成了。2007年10月,华为第四代基站SingleRAN正式发布。由于技术优势明显,SingleRAN一经推出便横扫整个欧洲市场,华为的占有率从之前的3%迅速攀升至33%,挤掉爱立信成为欧洲市场的老大。

“世界上没有不可能的事情,是决心够不够大。只要是人干的事情,我就一定能干,而且要比别人干得更好。”余承东后来说。

2)临危受命

征战欧洲市场、为华为立下汗马功劳后,余承东受命发展一项华为比较弱势的业务——手机。这一工作让他真正声名鹊起。

一直以来,手机都是华为的配角。2003年,华为做手机是被逼无奈,因为不做移动终端,3G系统就卖不出去。2009年,公司还考虑过将其整体出售。

此后,随着智能手机和苹果崛起,任正非决定做自己的品牌。但此时的华为,依旧在为运营商打工,生产廉价的定制机,连自己的LOGO也只能憋屈地藏在电池里面。要想打开局面,他必须选择一名得力的干将。刚刚在欧洲市场上凯旋的余承东进入他的视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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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年,余承东出任华为终端董事长。上任伊始,他就面临一个内外交困的局面:

在外部,尽管华为的定制机每年有几千万的出货量,但大多数定价只有几百元,利润更是寥寥无几。更致命的是,运营商的定制机更新速度快,三个月一代产品,功能上完全不考虑用户,与现实需求严重脱节。

而在内部,华为的管理层和员工已经习惯了定制机模式,利润低但也勉强能接受,大多数人没有动力打破僵局。再加上,当时的华为手机,要品牌没品牌,要渠道没渠道,做自己的品牌机,谈何容易?

这些困难下,大部分人选择墨守成规,但余承东是个例外。从小就是孩子王的他,做事从来天不怕地不怕。在他看来,定制机再做下去,必定是一条不归路。

于是,他开始放“大招”,大幅缩减定制机比例。这个决定遭到了内部的反对,因为定制机是当时华为终端的主要业务,放弃它,业绩势必会出现雪崩式下滑。

很快,质疑声便排山倒海而来。不但本土员工质疑,海外员工也纷纷发难,不少人对余承东的做法表示不满。那段时间,余承东承受着巨大的压力,每隔一段时间,就会传出他下课的消息。很多人说,余承东快“牺牲”了!

运营商听说后,也开始撤销与华为的合作。在欧洲,15个手机定制客户最后只剩下1个,终止合作的客户包括沃达丰、法国电信等巨头。这些客户都是当初华为花大力气争取来的。尽管华为做了大量解释,说这只是战略调整,但还是失去了合作的机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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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忧外患之下,余承东没有办法,只能死扛。尽管深受任正非器重,但余承东很清楚,在公司里他没有特权,任正非也不可能给他太多的试错机会。如果完不成任务,他只能卷铺盖走人。因此,他唯一能做的,就是逼迫自己一个任务接一个任务地啃下。

“除非是把我撤掉了,不然我就一定会坚持下去,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。”回忆起这段艰难的岁月,余承东说。

3)只争第一

狮子座的余承东,骨子里有一种霸气,做事要么不做,要做就做第一。

刚征战欧洲时,华为还很弱小,只能做一些小国家的单子。余承东认为,总做小国发展不了,要做就要做大国。于是,他立下了“G5×3”的目标,即进入英、法、德、意、西五大国前三名。在他的带领下,经过三年的努力,华为最终攻克了这些难啃的骨头。

入住华为终端后,在一次内部会议上,余承东提出,要用三年的时间,打造出全球顶级的手机品牌。说这话时,台下鸦雀无声,几乎没有人相信他的豪言壮语。

当天的会议,本来是要讨论2012年第一季度的产品预测,大家的目光停留在过去的标准上:四寸屏、1G的CPU、500万像素、10毫米厚屏。至于定价,必须在2000元以下。

余承东听了,怒火中烧,他说华为要做就做数一数二的高端手机,定价在4000元以上。理由很简单,手机是个哑铃形的市场,低端和高端用户最多。说到激动时,他还以珠穆朗玛峰为例,说人们只会记住第一,没有人记得住第二。

最后举手表决时,有2/3的人反对。理由也很简单,这样的手机即使生产出来,也卖不掉。因为在此之前,华为从来没有卖过2000元以上的手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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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反对声很大,但余承东做高端手机的心意已决。在他接手前,华为的海外定制机虽然销量大,但定价被运营商压低至50美元。在拉美,部分运营商甚至要求华为承担全程运费。余承东对此深恶痛绝。在他看来,华为手机再这样做下去,离关门也就不远了。

他决心终结这一切。他告诉员工,华为必须从成本导向中转变过来,不能以压低产品器件规格来换取成本优势,相反要以极限标准来要求自己,务必做到“世界一流水准”。

为此,他下令上海研究所专注于数一数二的高端机研发,低端机则迁往西安。工程师们有三个选择:上海,西安,不然走人!一时间,上海飞西安的航班上挤满了华为工程师,他们的密码箱里装着待交接的产品雏形。留在上海的人,磨刀霍霍,准备大干一场。

为了让工程师们放开手脚,余承东鼓励他们大胆试错,同时最大限度地动用公司的资源,提供各方面的支持。据手机产品线副总裁李小龙回忆,仅仅为美国运营商开发一款型号为M735的手机,华为的单笔研发费用就高达数千万。

在余承东的大力支持下,工程师们不负众望。2012年,华为先后推出P1和D1两款高端手机。其中,P1定价2999,主打轻薄;D1定价3999,主打快速。这两款手机获得了不少运营商的好评,之前一直用三星、苹果手机的华为员工,也开始用上自己家的产品。

“在我余承东的字典里,没有第二,只有第一。”三年后,在华为Mate S手机柏林发布会上,余承东这样阐述自己的产品开发哲学。

4)偷师借脑

P1和D1推出后,尽管性能不错,但销量并不理想,很多地方卖不动,出现价格跳水的现象。主要原因是供货出了问题,市场大热时,产品供货不足,等可以批量供货时,市场热度已经过去。此外,在品牌和渠道上,也存在严重的短板。

余承东意识到,华为真正欠缺的不是技术,而是观念。很多人仍旧停留在大客户、定制机时代,缺乏对消费者的认识。要解决这个问题,必须向外部偷师借脑。

2012年开始,在余承东的游说下,杨柘、赵科林、蓝通明等人空降华为。据华商韬略了解,杨柘曾任三星中国区品牌部总裁,赵科林曾任诺基亚移动电话亚太区市场总监,蓝通明曾任诺基亚供应链高级经理,他们是各自领域的专家。

这些人的加入,大大增强了华为在品牌、渠道和供应链方面的实力。

以品牌为例,杨柘给华为手机注入了大量的文化元素。他把P6命名为“雅然”,P7为“君子如兰”,Mate7为“爵士人生”,连海思处理器K3V2也有了炫酷的名字——麒麟910。杨柘之前,海思处理器一直默默无闻,有了麒麟这个名字后,知名度迅速跃升。

P6是杨柘加盟华为后的第一款产品,也是余承东的大考之作。它于2013年6月发布,主打轻薄,厚度只有6.18毫米。在地毯式的广告轰炸下,P6在国内销量达300万,取得了颠覆性的成功。余承东用这场胜利平息了反对者的声音,坐稳了华为终端老大的位子。

P6热销的同时,一个新兴的品牌——小米正在崛起。在雷军的带领下,小米以“互联网模式”在市场上掀起狂风巨浪,小米2、小米3接连创下1000万以上的销量,一举超越传统巨头,登上国产手机销量的霸主位置。

面对突如其来的行业巨变,余承东一边默默观察,一边展开对小米的像素级学习。他带领华为推出电商平台VMALL,组建花粉俱乐部,同时借鉴小米的定价和节奏策略。最重要的则是,将荣耀系列手机独立出来,专门做互联网渠道。

余承东的举动再次遭到反对,一些华为管理层认为“学小米”只会偷鸡不成蚀把米。有几次,余承东因为做法激进差点被赶下台。关键时刻,任正非给了他坚定的支持。一次内部讲话上,任正非甚至说,等电商做好了,我们的酒、牛肉也可以在网上卖。

最终,在任正非的干预下,华为内部达成一致。2013年12月,荣耀作为独立品牌,开始尝试互联网化运作。之后,随着刘江峰的加入,荣耀走上快速发展之路。2014年10月,荣耀畅玩4X上市,一年后销量突破1000万,创造了华为手机的销量纪录。

5)从不妥协

华为手机的质量,用户有口皆碑。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余承东对品质、技术近乎偏执的追求。他经常给下属下达一些看似完不成的任务,而且从不妥协。“这个参数达不到,你必须做出来!”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。

在产品研发周期内,余承东经常晚上10点之后给下属打电话,反馈自己的意见,多数时候是批评和抱怨:为什么还是这个样子?为什么不能变?面对歇斯底里般的要求,员工们叫苦连天,他们私底下管余承东叫“余疯子”。

这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执拗劲儿,在余承东上学时就显露无疑。初中时他差点没学上,后来父亲给他找了县城最差的中学。他每天往返走四个小时的路,很多人劝他放弃,说那个中学从来没人考上过大学。他不听,坚持上学,最终以全县最高分考上西北工业大学。

P6研发时,余承东要求工程师在研发中心搭建主客观场景,模拟不同的色温,并对200多个场景进行优化,以获得最佳的拍摄效果。

到了P7时,为了做好外观设计,工程师尝试了光哑、批花、喷砂等不同的效果,样品累计超过40种。但余承东还不满意,直到上市前一周,他还在做优化。他经常从兜里掏出手表,对比样机的光泽,然后对工程师说:“你看,这个感觉还是有点差距的。”

P7上市两个月后,余承东对电池盖的颜色不满意,希望修改。工程师告诉他,光打样就需要十天,而且会给备料带来大量的麻烦。余承东不管,坚持要改。

余承东对员工严苛,对自己也毫不手软。最忙的时候,他一度身兼五职,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,半夜还在发微博,宣传华为的手机。每个月,光是需要参加的例行会议就超过25个,有些会议会持续一整天。据说,相比他征战欧洲时,这还“轻松”了很多。

长期的工作压力和缺乏睡眠,让他的身体处于极度的透支状态。有一次,他因为熬夜实在是太困,在停车时打瞌睡,恍惚中直接撞上车库内墙,差点要了他的命。

死磕自己的玩命工作间,余承东和他同事们不断创造着华为手机的神话。

2014年9月,华为Mate7上市。作为一款重磅产品,Mate7主打6寸大屏,凭借超高屏占比、按压式指纹识别、超八核自研芯片等特点,赢得了市场的青睐。

上市初期,Mate7尊爵版的价格从4300元爆炒至五六千元,比苹果手机还火,甚至到了一机难求的程度。据说万科总裁郁亮不得不让秘书找到余承东,才得到了一部。

Mate7也创下国产高端手机的销量奇迹,截至2015年11月,累计销售700万部。在Mate7之前,还从来没有一款3000元以上的国产手机,卖到过50万以上的销量。

在Mate7的带动下,2015年华为手机全面开花,累计销售1.06亿部,力压小米夺得全国销量冠军,成为苹果、三星之后,世界第三大手机制造商。

6)口无遮拦

爱吹牛,说话口无遮拦,是余承东给很多人的印象。

高中时就有同学说他,“啥都好,就是爱吹牛”。加入华为后,他依旧什么话都敢说。在华为无线时,同事们戏称他是首席忽悠官。在高层会议上,经常有人说:余承东,你又吹牛。任正非也曾开玩笑地揄揶他,余承东是华为最会吹牛的人。

一般来讲,爱吹牛的人分两种:一种是吹完牛就不了了之了;另一种是吹完牛后,逼着自己去实现它。余承东就属于第二种人。

做手机前,余承东的大话说了也就说了,掀不起多大波澜,顶多给同事增添点谈资。做手机之后,他成了公众人物,经常需要面对媒体,任何小事都可能被放大。但他似乎并不准备收敛,依旧口无遮拦,横冲直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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谈到小米,他说“小米从来都不是华为竞争对手”;谈到三星,他说“我认为它没有太大的竞争力”;谈到市场,他说“未来全球只有两家手机厂商可以生存下来”。

类似的惊世之语,层出不穷。这让余承东经常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上。P6之后,几乎每逢新款手机发布、被问及销量目标时,余承东都会回答1000万。事后证明,这些目标都定得过于乐观,以至后来很多媒体人挖苦他:余承东的话,听听就算了,不要当真。

余承东的情绪似乎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,在被问起“不达标”的问题时,他脸色不变地回答说:我们求其上,得其中。他也并不认为自己在吹牛,顶多是不谦虚。“吹牛的人说完不做,不谦虚的人说话不留余地,逼自己和团队背水一战,结果却做到了。”他强调说。

事实上,这么多年以来,除了销量目标之外,他确实把自己吹过的牛,大多数变成了现实。也正因为如此,微博上有大量的粉丝支持余承东,认为他言出必行,吹牛只是显示了其率真本性。

在华商韬略看来,余承东的吹牛,正如他自己所言,并不是简单的说大话。他骨子里是一个不服输的人,之所以在公开场合放卫星,其实是怀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心态,自断后路,然后置之死地而后生。他相信,只有这样才能逼着自己去做得更好。

“定位决定地位,眼界决定境界,你的眼界水平决定了你能走多远。”余承东不仅高标准对待自己,他还要求各级下属要有超越竞争对手的王者之气。

展望未来,余承东说:华为将利用四五年时间,在全球市场超过苹果、三星,成为全球第一。在很多人看来,这似是痴人说梦。但一个简单的事实是,当年强大如摩托罗拉、诺基亚,也在一夜间被三星、苹果碾压。对于华为,我们不妨多给点时间。

文/张静波
来源:华商韬略

更新日期: 2016-06-17 10:28: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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